本人因部分资料未找到,故《东京,尘封的往事》(3:跨出国门篇)的写作一时暂停了下笔,但我深感到浙江的博客大军大有千军万马,浩浩荡荡之势,我的博客更新速度太慢、为此深感太对不起浙江的博友了。浙江经济发达,对外交往,日甚一日,节节高升,曾长期在日本社会底层生活过的我,自认为是中日民间友好大使,有责任通过自己的切身感受或轶闻趣事,以之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日本,我近期准备另写一篇《这就是日本人》的随笔类文章,感谢光临我的博客的浙江朋友们。在此之前,先转载我大学时代的另一位同学,现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授的沈坚有关日本的游记文章。沈先生近年曾连续出游日本、欧洲和台湾,有多篇游记在旅游刊物上发表。他的感触颇深,文章观点颇有见地和参考价值。
玉洱银苍 识
日 本 人 的 文 物 意 识
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 沈 坚
一个曾经拥有并始终珍视自己辉煌历史的民族,值得称羡,惟其如此,也才有承前启后,血脉长流,薪火不息。与我们一衣带水的日本,可算得这样一个颇具见识的民族,他们极其尊重与热爱自己的传统,对于先祖传留下来的文化遗产所抱持的那份执着,令人感动,惹人感慨,也是堪为国人敬慕和反思的。
多年前笔者曾写过一篇赞扬有关日本人保护明治时代文化遗迹的文字,列举了名古屋创建 “明治村”露天博物馆的实例。其实那时我还不曾到过日本,只是凭借阅读他人的文章有感而发,及至后来有幸涉足这个东瀛邻邦之后,百闻不如一见,才真正强烈地感受了他们珍重历史文化的拳拳之心。尽管我没有去名古屋,也未曾亲历那座心仪已久的“明治村”,却在所有其他行经的城市,无一例外地印证和体味到了这一同样的心态。
日本早已成为一个高度现代化的社会,虽说如今人们对“现代化”的涵义,还尽可作这样那样的种种诠释,是“西方化”或不是“西方化”,但有一点则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从来没有让经济现代化席卷而至的狂飙去肆意摧残一切传统的民族文化事象。曾几何时,19、20世纪之交日本曾有人疾呼“脱亚入欧”,音犹在耳,恨不得拔着自己头发离开地球,仿佛真能一夜之间脱胎换骨、“全盘西化”似的,可是到头来喊归喊,实践中却根本“化”不了,还是立足于狭长的日本列岛,牢牢恪守着这条传统的底线。
试看,时至今日的日本城乡各地民居(尤其在农村),内部装修虽则已颇现代化,特别适于入居,但外形却始终保持了洁净雅致的日本传统式样:坡形大屋顶,以琉璃瓦覆顶,轻质木料制成、饰以玻璃或白纸裱糊的隔窗、拉门,盆景般的小庭园。正是这种十分民族化的文化本色,才更显具其滚热的生命力。要说世所公认的历史文化遗产,这才算是货真价实、富有民族特色的遗产。日本人绝不会认为有将自己的住宅弄成欧式尖顶或圆顶的教堂状、然后冠以诸如“欧陆风情”、“罗马花园”之类标签的必要。恐怕只有那些既无艺术想象力又乏健康心态的人,才会去不惜工本营造一堆不忍卒睹的文化赝品来自欺欺人。
建筑被视为凝固的音乐,不啻一个民族心声的流露。如何看待建筑,自然也可揭示人们对待文化、对待历史的态度。尊重历史,必然尊重历史上任何时期人们的创作,尊重不同时期留存下来的各种建筑,不会因其不适合自己眼前的功利之需而不问青红皂白地毁弃掉。东方砖木结构的古建筑确实不比西方的石结构来得易于保存,但凡有些年头的建筑,都是罕见的了。中国宋辽金元的建筑,已属稀世古物,起码列居国家级重点文物,但至今在日本却仍有一些相当于唐代的木结构古建筑,真是让人称奇。日本历史上自也不乏战乱,而有意识滥肆破坏重要建筑的事却似乎不多,也就使人有可能保留下这份不可多得的厚重遗珍。古都奈良建于公元6、7世纪,几乎完全是仿照当年大唐盛世的中国长安城格局而建起的,至今依旧古风盎然。这里有:建于公元741年圣武天皇时代的东大寺,其大佛殿为世界上最大的木结构殿阁建筑。法隆寺始建于607年,其西院金堂建于8世纪初,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寺内的五重塔也是日本年代最久远的一座。东渡日本的唐代高僧鉴真创建的唐招提寺迄今犹存。但在中国国内,这种令人陶醉的唐式建筑却早已湮灭,连西安也已绝迹,想要复建重现都难觅范本,正应了那句“墙内开花墙外香”,我们的建筑师们大概只好寄望于从远在扶桑的实物中去寻取灵感了。
至于近代开埠西风东渐后涌现的西洋式建筑,同样是其近代历史上无可回避的一页,日本各地保存完好的就更多了。名古屋“明治村”集中展示的仅是其中的一部分,更多的则仍散布于日本大小城市,一直由各地政府妥善保护、管理着。东京火车站是日本最大、最繁忙的交通枢纽,线路密如蛛网,百多年来累经扩建,却没有像国内有些地方那样去轻易拆毁老建筑。现在我们看到的东京火车站大楼主建筑,一如19、20世纪之交初建时的风格,魅力十足,其紫红砖墙底色,映衬着白石镶饰的门窗、墙面裙边,站前广场上矗立的近代日本首任铁道局长井上胜青铜塑像,与之构成一幅完整画面,相得益彰,极富于历史感。本州西端的下关,位于同九州岛相隔的关门海峡之畔,战略地位显要,也是日本较早接触西方文化的地方,留有不少当时的近代西洋建筑。而今,像旧英国领事馆、邮政局、海关税务署、商会、商船公司、俱乐部等处,仍保存完好,作为重要历史文化遗迹对外开放,供游人参观,且标入市区地图,便于寻访。
在日本,城市改造和市政建设中也同样存在拆旧与保护之间的矛盾。京都的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们,路经的市政府老式西洋楼主建筑,起初曾有人主张拆除重建,遭到不少人的坚决反对,经过斗争后,才使这幢富于历史文化价值的旧建筑被保留了下来。陪同我们参观的一位广岛大学教授,指着市中心一幢并不起眼的三层老建筑说,这是原广岛大学理科大楼,是1945年原子弹爆炸后全城幸免于难、得以留存的几幢仅有建筑之一。前几年广岛大学搬迁时,收回地产的政府打算将其拆除,结果引起包括他在内的许多文科师生的强烈抗议,还组织了护楼行动,最后迫使政府妥协,收回成命。
值得注意的是,“保护派”往往能够经过抗争最终获胜,看来原因还在于其凡事都有一定透明度,不搞黑箱操作,公众享有知情权,加之言路畅通,民意能较好地得到表达,若辄以“聚众闹事”相威胁,又如何能调动民间人士积极参与呢。所以,文物保护还须有好的机制予以保证。
日本人对待文物,大至建筑,小到文献、日常器具,无不呵护备至,精心维持。文物再老旧,却绝不破烂肮脏,有时竟能保持簇新的本来面目。一次,我们在广岛大学看到校档案馆的管理人员正戴着手套、小心翼翼地在布置展柜,据说是为了定期向学校师生展示馆藏的珍品。那天拿出展览的是一幅江户时代诸侯呈送幕府的地方物产示意图长卷,黄色的毛边纸上写有工整的汉字,还绘着彩色的动植物图像。其色泽艳丽,不见污渍折痕,观之,有如昨日刚出版的荣宝斋水印新品,而绝想不到竟是二三百年前之物!
在他们看来,许多曾为人们使用过、标志着某种时代特征的物品,哪怕再普通而不起眼,都是具有文化意义的,值得保存收藏,进行研究。文物的涵盖面因而明显扩大了,足可化腐朽为神奇。我在广岛的宫岛码头候船时,注意到附近绿地里陈列着一只退役的旧翼轮,周边围以不锈钢护栏,旁立一块铭牌,详细标注其尺寸功能,说明这只翼轮于1984—2003年间曾被安装在开往宫岛的游船上使用,近因轮船新建扩容,马力加大,旧翼轮不敷应用而退役,云云。旧翼轮拆下之后,并没有像一般废品那样被简单弃置或卖作废铁,而仍惜之如故,尽量挖掘、利用其潜在价值,转而作为文物向公众展示。似乎是不愿轻易离舍这位替人们服役多年的老朋友,而且也给后人留下一点实实在在的遗物,好让五十年、一百年、三百年以后的人们见识一下20、21世纪之交作为游船推进器的翼轮是个什么模样。这是一种多么情意绵绵而又目光深邃的考量呵,亏日本人想得到。
这个民族对待文物的心态是颇堪玩味的,你可以想像,如果可以将其比作一个男孩的话,他们似乎不属于那种大而化之、丢三拉四的孩子,而像是一位热衷搜罗、执着细心的主儿,永远里三层外三层地秘藏起所有能够弄到的玩意。过去常流行一句话,形容东西老旧,便称“该进博物馆了”。然而,当我们的书籍文牍、器具杂物乃至房屋建筑,一旦被自己或什么人判定无用时,立即弃之如敝屣、毁之犹嫌不速,哪里会考虑是否还有什么意义和价值,进不进博物馆的事。可是日本人在得到一件新东西时,恐怕已在梦中想着今后如何将它送进博物馆了。
日本人在细心维护物化的文化形态的同时,也极为重视本民族的无形文化遗产,且不说其茶道、花道、书道、吟道、弓道、剑道、柔道、相扑、能乐、歌舞伎,迄今皆仍完整存留,即便民间的传统节庆也多不胜数,不少还都是从传统的农业民族祭神活动衍化而来的。笔者参观东京浅草寺那日,恰巧遇上一个春季祭神庆典,只见不同年龄的男子,身着民族服装,举着旌幡,走在祭神游行队伍的前列,伴随阵阵鼓乐笙笛,全身披挂扮作白鹭的少女翩翩起舞,后面还跟随着一大群身穿古装的幼儿,似懂非懂地由大人领着在庙殿前鞠躬,可爱至极……
从中,你能体验到的还能是什么呢?面对一股扑面而来的传统文化之风,除了感动,还让你不得不叹服,他们竟能将现代科技、生活、理念与传统文化如此完满地嫁接起来,这里的“从娃娃抓起”,其实正是让孩子们自幼明白尊重和恪奉民族的根本。此情此景,同我们多年前曾经熟识但却久违了的“宣扬封建迷信”一类的“大批判”呓语,同那种数典忘祖的文化大毁灭狂潮,该是多么鲜明的对比!
日本人对文物、对文化的虔敬之心,还表现在对其历史中重要人物和事件的厘清,对与之相关的遗迹、遗物的刻意搜寻和维护之上,哪怕这些人和事有时看来甚至不乏瑕疵。下关的关门海峡,曾是1185年源平争霸的坛之浦海战所在地,在这场杀得天昏地暗的内战中,日本安德天皇被挟投海身亡。在严奉天皇制的日本人心目中,也算得国之哀史了。但他们却没有躲避历史的这一页,毕竟此战源氏取胜为一转折点,为不久后镰仓幕府的创建奠立了基础。如今,下关的一座面朝海峡的公园里便有一幅长达44米的巨型壁画,以陶绘再现这场大战的场景。被誉为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后因参与1877年的武士反叛而败死。依照通常的道德标准,敢于挑战天皇,自属大逆不道,晚节不保。可是他却颇为幸运,没有就此一蹶不振、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 而是在12年后的政府大赦中恢复了名誉。从东京上野公园至今耸立的西乡隆盛青铜塑像背后所释出的,不但是国民对这位传奇式人物的怀念之情,恐怕还有对于历史和人的淳厚的宽容。这种态度不是比有些人要辩证得多,历史主义得多吗?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绝无瑕疵者,要么本无其人,要么也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假冒伪劣”。
在日本,凡列入重要文物名录,大概相当于中国国家级或省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常常用汉字“文化财”来表示。只要是重要文物或遗址,不仅立牌标示,拨付资金,更可贵的是,这种文化意识早已深入人心,从官员到一般公众,无不表现出发自内心的高度重视。你所能体察到的无不是处处小心,时时留意,敝帚自珍,惜护有加,而绝对看不到任何污损、破坏甚至轻慢文物的现象。在日本人的眼里,文物已无异于一种带有文化内涵的财富、财产、财宝,不是一件可以随意处置的“物品”、“东西”。这里透现出来的究竟是文字之别,还是文化观念上的根本差距呢?
文物,俨然一种对已逝历史的记忆,连接过去的桥梁。保护文物,也就是维护这种记忆,延续这种连接,以便更好地传承。它既是对先祖的尊崇和承诺,也是一种对后代进行传布教化的责任,不可等闲视之。而摧毁文物之举(无论是有意而为抑或近年来常见的那种出于好心的开发式破坏),则无异于在干删除民族记忆、拆毁桥梁、切断文脉的勾当,形同犯罪!
坊间曾流传一种说法,谓国人轻视文物是因为历史过于悠久,家当太多,不当回事了,而由此反证某某国家爱护文物,则因其立国时间短。这是典型的阿Q式的遁词。然而,日本的历史不可谓不长,起码已逾两千年的文明史,但其人民不是已然形成了一种良性的文化心态吗?我们的问题至于此,恐怕终究还须归因于体制性障碍、教育的缺失和国民综合素质的低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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